礼义为先”的治国根本，旋即笔锋一转：“然时移世易，道亦因权。昔者圣王制器尚象，开物成务，莫非以利天下。” 引用《易经》和先王事迹，为“实学”、“工技”正名。接着，制书明确：“今有臣工，明于格物，达于时务，所陈诸策，如新式农具以利耕稼，百工创新以启民智，通海贸以丰国用，储水师以固海疆，皆本于强国利民之念，朕详加咨度，以为可行。” 正式将李瑾的几项核心“试点”政策，提升到“国策”层面予以认可。
然而，制书并未给予李瑾无限权力。在具体安排上，体现了李治高超的政治平衡术：
其一，设立“督行实务使”。制书明令，以将作监少监李瑾为“督行实务使”，总领新式农具推广、百工创新、海外通商筹备（与市舶司协同）、水师人才储备教习等一应事宜，并赋予其“协调相关诸司，便宜行事”之权。这无疑是将李瑾推到了执行层面的核心位置，给予其名正言顺的统筹之权。
其二，强化“联席审议”与“监察”机制。制书规定，凡“督行实务使”所行重大事项，需由尚书省（分管户部、工部、兵部之左右仆射）、御史台、秘书省（李瑾本职所在） 及东宫（代表太子关切） 派员，组成“实务审议联席”，每季一会，审议计划、稽核用度、评估成效。同时，御史台加派监察御史一员，常驻将作监及‘督行实务使’办事之所，专司监察，可随时调阅文书账目，查访匠吏，直接向皇帝禀报。这既给了李瑾舞台，也套上了严密的监督笼头，并将各方势力（宰相、言官、清流、东宫）都拉入了监督体系，使其相互制衡。
其三，明确“渐进试行，以效为准”原则。制书反复强调，诸事“不可骤行，当以试点为先”，“一处见效，方可渐次推广”，“若生弊端，或靡费无功，立即更张”。并将评判“实效”的标准，部分量化：如新式农具，需在至少三处不同土质的皇庄或官田，经一完整农季，由司农寺出具对比报告，证明确实“省力增产”且“耐用不增本”；百工创新署，需定期（每半年）向联席呈报“收录有效新技几何，已推广几何，获赏工匠几何，所生利税几何”；海外通商筹备，需由市舶司与户部核算“增税预期”与“船队建造维护之费”，并提交“风险应对条陈”。
其四，对敏感问题“冷处理”与“切割”。制书对争议最大的“《寰宇图》与华夷之辨”只字未提，仅以“秘书省所藏《外藩图志》，着即校勘整理，以备查考”一笔带过，实则默认了其“地理参考资料”的定位，暂时搁置争议。对于李瑾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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